道士虽然下山救世了，但是他们能做的却非常有限。

　　 已经达到传奇级的道士张角下山救世，遵从黄老思想，以“致太平”的理想创立“太平教”，吸引大量活不下去的民众加入，希望帮助他们完成自我救赎。

　　 但是因为道不可道，他无法培养出更多的入道之人与自己并肩作战，跟随他的信徒基本上又都是想要混口饭吃的凡夫俗子。

　　 这些人就是乌合之众，打顺风局还行，一旦遇上硬仗就暴露出自身的问题，只会送人头。

　　 与此同时，道士出山触动了东汉士族统治阶级的利益，“太平教”受到了全面打压。

　　 后来的十八路诸侯以及三国，基本上都是在镇压“太平教”的过程中，完成了自身势力的建设。

　　 道家的东方诸神们，却因为自身修的道是出世之道，信奉的是道家“无为而治”的思想，不能随意干涉凡尘俗世的事务。

　　 诸神所能做的，无非就是在商朝末年派个姜子牙，在东汉末年派个张角，去引导一下民间的力量。

　　 至于凡人能否完成自我救赎，最终还是得依靠自己。

　　 当队友不给力的时候，张角自然也carry不起来。

　　 因此道士有限的力量最终被诸侯们镇压，“太平教”分崩离析。

　　 而在汉中那边，“五斗米教”最终也随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归顺曹操，几万名信徒被迁移到长安、洛阳等地。

　　 这支改称“天师教”的道家教派从此开始走高端路线，与士族阶层同流合污，脱离了底层路线。

　　 萌芽的道教最终没能完成救世，让凡夫俗子们失望了。

　　 接下来，三国归晋，东土再次进入大一统的盛世时期。

　　 于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佛教又趁机发展了一波，将新生的道教甩开八百里远。

　　 在这期间，一名叛出佛教的和尚王浮，因为对佛教的怨恨而加入道门的天师教，并写了一本《化胡经》，也就是“老子化胡”学说的由来。

　　 这种自作聪明的行为，为佛道之争的加剧埋下了祸根。

　　 到了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，北魏孝明帝为了平息这种争执，组织了道士与和尚进行辩论，来证明谁的经书与教义是真理。

　　 道士姜斌引用了《化胡经》的“老子化胡”理论进行辩论，说“道德天尊”的化身老子西行出函谷关，在次大陆投胎转世，以释迦摩尼佛的身份转生，创立了佛教。

　　 结果经当时的史家考证，老子诞生于公元前604年，释迦摩尼则是在公元前1029年出生。

　　 时间的错位导致道教在这场辩论中惨败，姜斌也惨遭流放。

　　 道教的萌芽没能迅速崛起，反而是佛教在东土的传播更加兴盛了。

　　 有一首着名的唐诗《江南春》，能够反应这个时期，东土的信仰情况。

　　 诗中说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

　　 南朝即南方汉人组建的王朝，与北方胡人建立的北朝相对立。

　　 姜斌那场辩论是在北朝进行的，因此佛教在北朝的影响力更胜于南朝。

　　 在南朝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两千万左右的人口，竟拥有“四百八十寺”，可见佛教影响力有多大。

　　 这场信仰之争，佛教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。

　　 若不是道家思想深入东土的人心，已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，搞不好道教就此一蹶不振了。

　　 在东方神系诸神与凡间道士的努力下，道教直到宋朝才再次兴盛起来。

　　 南宋时期，战乱不止，道士再次下山救世。

　　 在北方金国土地上，“重阳子”王中孚创立“全真教”。

　　 “重阳子”王中孚也就是世人所说的王重阳，在“武侠世界”里又被称为武林第一高手“中神通”。

　　 随后，“全真教”在王重阳的弟子“长春真人”丘处机的带领下致力于维护和平，并且迅速发展壮大。

　　 丘处机在七十四岁高龄的时候，远赴西域劝说成吉思汗，让他“止杀爱民”。

　　 丘处机本人的声望，与全真教的影响力，都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。

　　 成吉思汗甚至尊丘处机为“丘神仙”，并敕封他为天下道门领袖，并敕免天下道士的差役税赋，与佛门的和尚看齐。

　　 但是随后的元朝，道教再次遭遇了乌鸡国似的境遇。

　　 丘处机的传人尹志平又一次走错路，脱离人民群众走高端路线，结果被成吉思汗的孙子——元宪宗蒙哥忌惮，举办了第二次佛道大辩论。

　　 在蒙哥的偏袒下，全真教在辩论中失败。

　　 紧接着，“全真教”遭到惨烈的打压，在与佛教的斗争中全线败退。

　　 直到明朝道门再度兴盛时，“全真教”也没能兴旺起来，而是老牌道门“正一教”重新风光起来。

　　 问题是“正一教”并没有吸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训，依然继续走高端路线，过多干预政权。

　　 于是在随后的清朝，“正一教”彻底没落。

　　 在这反反复复的拉锯中，事实证明道教无法作为道家的代表，领导凡间的信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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