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说我为什么要在前文中提到，我要说的话“说出来是对家人的伤害”……

　　 我想，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宠溺，让我独立地去和这世界硬磕，或许我不会变成那个样子。

　　 遇到了一点挫折，就一蹶不振……

　　 当然，我说这些并没有埋怨的意思，那就太没有良心了。

　　 我只是想借此事说明一个道理。

　　 怨还是该怨自己……

　　 ……

　　 我能准确从脑海中挖掘出的记忆，大约是在我三岁的时候。

　　 后来的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么一件事情被牢牢印在了记忆中。

　　 那一天午后，我站在窗台上，外边下着小雨。

　　 看一队生产队员们的一次非正常收工。

　　 他们是被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浇回来的，阵容并不严整，无数把锄头拖在身后。

　　 后来我懂了，他们不敢扛起锄头是怕打雷……

　　 当时的我，恰好可以一双手扶住窗框，下巴搭在窗框上。

　　 身后，是某个姐姐伸出的双手。

　　 我是老钱家的重点保护对象，印象中身边就没离开过守护神。

　　 我想，这大约是1963或1964年的事情。

　　 所以，当看到评论区里有人讨论钱敏红为什么就记不得从前的事时，我是保留着意见的。不知道这是不是迄今为止最不合理的劳作方式……父辈四人，君臣文武，是有学问的爷爷给取的名字。

　　 有人说，这哥四个的名字里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。

　　 为君、为文者，有了出息；

　　 为臣、为武者，都下了田地。

　　 爷爷剥夺了二大爷和四叔念书的权利，我一直不能理解。

　　 毕竟以我爷爷当时的实力来说，是完全有可能同时供四个孩子上学的。

　　 是他觉得再怎么要求学问，地也不能荒了吗？

　　 如果让他们也读书，就算最后比不上大爷那么风光，像父亲钱文一样识文断字，能当个会计是不是也很好？

　　 （当然，写书的并不会这么想。关于二大爷和四叔不识字的篇幅，在文中至少得占两千字，这为她的水字提供了借口。）

　　 带着疑问，我曾问过父亲。

　　 他告诉我说，家里总得有人干活。

　　 我更为不解，地主家还用干活儿吗？不是有长工和佃户吗？

　　 父亲说道：“大多数的地主，活计都比长工好。

　　 “你爷爷就是一个非常让长工佩服的好把头。”

　　 我出生以后，父亲给我取了这个名字——钱亦文。

　　 这一与传统严重冲突的决定，遭到了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反对。

　　 近的，有自家的四叔、二大爷；

　　 远的就更多了，连李得富、老葛头儿都曾质疑过。

　　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这么取名字，伦理纲常何在？

　　 我虽不甚理解父亲的本意，他到底是不是希望我如他一样？

　　 文，亦文，这不是对我能活成他一样的期望吗？

　　 但我也没有去刨根问底，因为我能理解。

　　 就如名为“朋（音）”的，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“小朋”一样，新时期的人可能并不会完全遵从过去的老规矩……

　　 如了父亲的愿，我出息成了一个文化人儿。

　　 父亲又尽其所能为我谋了一份职业。

　　 正是这份放映员的工作，开启了我的别样人生。

　　 说起来，这里边还有一段在前文中没有展开的故事。

　　 那是我和三弯子媳妇儿以及葛君兰不得不说的故事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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